今年6月的某天,我在看中央电视台的新闻时,看到屏幕下方的字幕上正打着一行消息,称巴基斯坦克什米尔地区一群恐怖分子袭击一处外国人住的酒店,枪杀了10名外国人,其中有2名中国人等。当时也没想到,这条消息跟自己有什么关系。
几天后的一个中午,正在午睡的我突然收到久未联系的朴发的短信,问是否知道巴基斯坦发生的恐怖袭击事件?09年我登慕仕塔格峰是谁带队?认识不认识杨春风等?我心里一咯噔,立即用手机上网查询,这才得知那2名在巴基斯坦遇难的中国人中有一人是杨春风。
杨春风,新疆人,大约40多岁,应该称得上是中国民间登山第一高手吧。全世界14座8000米以上山峰他已登上11座,要知道全中国完成全部14座8000米以上山峰登顶的只有3人(都是西藏登山队的专业队员),全世界也只有区区十几人。去年7月,我在新疆出差,正好看到乌鲁木齐晚报上登载他成功登顶K2峰(乔戈里峰,海拔8611米,世界第二高峰,也是最难攀登的一座山峰,有兴趣的人可上网去搜搜美国大片“垂直极限”说的就是攀登这座山峰的故事)的消息,心中既为他感到高兴,也对他即将完成登顶14座8000米以上山峰的壮举欣羡不已。谁知,他却在攀登第12座山峰时遇难,更没想到的是,他不是死在攀登雪峰的过程中,而是在登山大本营死在恐怖分子的枪下。
南伽峰,海拔8125米,世界第九高峰,位于巴基斯坦克什米尔地区的喜马拉雅山脉西端,攀登难度排名第二,事故死亡率也第二。此次杨春风与另2名中国业余登山好手饶剑峰、张京川一起前往巴基斯坦吉尔吉特,在登山大本营宿营时,与另外8名外国登山者一起遭到塔利班恐怖分子的袭击。可恶的巴塔恐怖分子将他们拖出帐篷,强迫他们跪在地下,把他们身上的钱物洗劫一空后,对着他们的脑后开枪。3名中国登山者中只有当过兵的张京川将脑袋一低,子弹擦头皮而过,连滚带爬地逃过一劫,而杨春风和饶剑峰与其他8名外国登山者全都死在恐怖分子的枪下。
那些天里,我的头脑中一直浮现着杨春风那张黝黑、和蔼的脸庞。想起2009年6月我和老七前往新疆,准备攀登海拔7546米的慕仕塔格峰,在乌鲁木齐乔戈里高山探险公司里遇到杨春风。他非常耐心地向我们介绍慕峰的地形、气候和攀登注意事项,还仔细检查我和老七的装备情况,指出我俩的羽绒衣、手套等均不合格,难以抵御7000米以上的高山大风和严寒。我和老七听后当即决定更换装备,否则的话我俩在之后攀登慕峰的过程中肯定会被冻伤,后果难以想像。
登完慕峰回来后不久,听说杨春风离开了乔戈里公司,与麦子等人另外创办了一家高山探险公司(“杨春风高山探险公司”)。2010年初的某天,我接到麦子打来的电话,称其公司将组织攀登世界第七高峰道拉吉里峰,费用是11万人民币,欢迎我们登过慕峰的老队员参加,还可享有优惠等。我当时心想:11万元的费用也太高了,再说我也尚未做好攀登8000米以上山峰的精神和物质准备,因而没有答应她。
同年5月的某天晚上,我与一帮同事正在喝酒,从电视新闻中得知,一支中国民间登山队在尼泊尔境内的登山过程中发生山难事故,有3名队员遇难。当时就有同事问我,会不会有你熟悉的人?我心想:不太可能吧?
第二天,我上网查询,得知这支登山队所攀登的正是道拉吉里峰,遇难的人中有一名队员是来自山东的韩昕,我大吃一惊,这不是2009年一起攀登慕峰的队友吗?
从后来陆续的网络报道中我获悉了整个事故过程。原来这支有8名成员的队伍正是杨春风组织并带队攀登的,队员中除韩昕外,还有老楼(我们都叫他“楼主”)也是我09年登慕峰的队友。道拉吉里峰山势险峻,气候恶劣,有“魔鬼峰”之称,以前没听说有国内商业登山组织业余选手攀登。据我了解,韩昕的体能很好,比我强,为人热情开朗,与大家相处都很好,且长得也帅。在攀登慕峰时,我们的随队医生、维回混血美女麦子最喜欢他了。每次我们适应性训练后回到大本营帐篷内,韩昕叫嚷腰酸腿疼,麦子就为他做按摩,周围旁观的男队员个个艳羡不已。而老楼的体能则稍差一些,但为人执着,说话口气大。
事故发生在队伍登顶后的下撤途中。队员李斌体力耗尽,中途倒地而亡。跟他走在一起的老楼体能也几近衰竭,且高反严重,头脑已经意识不清,眼看着队友李斌在自己面前倒地死去都没感觉,事后回忆称:“跟看到一个动物死去没什么差别。”虽然他最后成功下撤回到营地,也因冻伤住院了一段时间。一年后,他再次跟随商业登山组织前去攀登珠穆郎玛峰,攀登途中患上了严重的高山脑水肿,昏迷15天后居然死而复生(一般脑水肿昏迷2-3天不醒就失去生命体征),但听说后来做了截肢手术。
至于韩昕与另一队员,则是因雪雾弥漫,天黑看不清路,再加上体能透支、意识模糊、且沿途没有路绳保护,在这种情况下发生滑坠,从7400米处掉下崖壁,摔成重伤,且无法救援,最后在寒冷与绝望中死去。
得知韩昕遇难的消息后,广州的任力曾组织我们一起攀登过慕峰的队友前去山东淄博悼念韩昕,我没去。说实话,我怕面对他的家人。从山东淄博的网上我看到他妻子对韩昕发出充满哀怨的声声呼唤,并责问他:答应了她夏天带孩子一起到济南看槐花,为什么爽约?
跟随杨春风一起攀登道拉吉里峰的成员中还有一名队员就是饶剑峰,他登顶后最早下撤,在夏尔巴人的保护下全身而退,安全回到营地。可是谁曾想到,此次没有倒在“魔鬼峰”下的他,却在3年后与杨春风一起在南伽峰大本营倒在了巴塔恐怖分子的枪下。这,难道是他们的宿命?我不由地想到登山界的“魔咒”一说,例如有人称K2峰就是女性登山者的“魔咒”,因为在全部5位登顶K2峰的女性登山家中,最后结局不是死在下撤途中,就是死于另一次的攀登中,无人幸免。
唉!真是“瓦罐不离井上破”啊!自2003年我开始攀登雪山后,总是感到死亡的阴影如影随形,多起山难事故中总有我所熟悉的名字在其中,他们一个接一个的离去,在我心里留下了一道道深深的阴影,挥之不去。
2005年初,四川发生一起山难,曾带我登四姑娘山的向导卢三哥在带队攀登骆驼峰时因雪崩遇难。同年5月,我登桑丹康桑峰的队友、上海申银万国证券前董事长庄东辰在西藏攀登6200多米的启孜峰时,突发严重的高山反应,抢救无效死去。之后,我登桑丹康桑峰时的西藏登山队教练仁那在巴基斯坦准备攀登最后一座8000米以上山峰的迦舒布鲁姆I峰的进山途中,被山上落下的滚石击中头部遇难。
死者长已矣,存者且偷生。而对于我们这些“偷生”的存者来说,在对死者表示哀悼的同时,是不是也该对生命重做一番思考和掂量?毕竟,一个人的生命,不仅属于他自己,也属于他的家人。
从网络上看到,这次从巴基斯坦恐怖袭击事件中死里逃生的张京川回国时,在乌鲁木齐机场与从昆明前来迎接自己的妻子相见,两人在机场众多围观人群中紧紧拥抱了10多分钟,没有言语,只有眼泪。我能理解他们当时的心情。据报道,张京川此次是在全家人的反对声中坚持前往巴基斯坦攀登南迦峰的。
记得2009年我和老七登完慕仕塔格峰后从新疆回到福州,在一次我们两家人一起吃饭的时候,老七的太太对我说了一句话:“你们登山的人是不是都很自私啊?你们有没有为我们家属考虑过?”我当时无言以对。过后细细思量,不得不承认,她说的对,我们的确自私,没有(或很少)考虑过她们的感受。
回想2004年自己到西藏攀登桑丹康桑峰时,在从大本营往顶峰攀登的6天时间里,一路手机全无信号。当我在C2营地遇暴风雪紧急下撤回到大本营后,立即跑到有微弱信号的附近山坡上给老婆打电话。电话刚接通,老婆只说了句:“你在哪里啊?”之后便泣不成声,再也说不出话了。是啊,6天6夜,音信全无,生死不知,她该承受怎样的精神压力啊?每天在焦虑、担忧、恐惧中度过,真是难为她了。而我呢?当时只是一门心思地想着如何能够登顶。我没想过,万一我留在雪山上回不来了,那她和孩子怎么办?
以我的体验,尽管每位登山者在事后都会做这样那样的反思,但在攀登过程中就不一样了。顶峰的诱惑,对自己过度的自信,对身边危险的忽视等等往往会让他做出错误的决定,一念之间,生死殊途。这除了因为攀登者自身很难排除各种杂念外,也因高山反应对人体大脑的损害,造成判断力低下,甚至情感麻木,对生命无视等。据有关资料,在8000米以上高度缺氧状态下,人的智商和情感只相当于十几岁的小孩。
有时我还会想起麦子,那位外表柔弱、内心坚强、有着一双深蓝色美丽眼睛的维回混血女子,不知她现在怎样了?韩昕走了,杨春风也走了,对她的打击够大的。我猜,今后她应该不会再从事跟登山有关的工作了,我可能也不再会收到她邀我攀登雪山的短信了。
雪山,登还是不登?这是个问题。
2013年10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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